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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虹:十论江西文化
更新时间:2021-09-23

  江西在中国十大文化大省中排名第三,是因为它在中华文化的极盛之期宋明时代取得了最高成就,一批文化巨人叱咤风云,为华夏文明的进程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

  江西,春秋属吴地,战国属楚地,秦为九江郡,汉为豫章郡。汉代的豫章辖区与后来的江西省大致相当。历南北朝至唐代,江西人文一直在深蕴厚蓄之中。宋代以来,江西人文蔚起、名人辈出。江西繁荣发达的古代文化,至少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一是文章节义之乡;二是禅宗的腹地;三是理学的心脏地带;四是诗人与词客的沃土;五为道教的重镇;六为经济与治术之地。

  就文学而言,江西可谓“名家巨擘贤材荟萃,鼎钟野瑟相激百世”。正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说:“我国里头四川和江西,向来是产生大文学家的所在。”从宋至明,江西文学如日中天,进入光辉灿烂的鼎盛时期,六百余年内,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英才荟萃,名家辈出,如群星璀璨,光耀中华,其壮观景象,至今仍令人们景仰和惊叹不已。

  纵观宋明文坛,在作家数量上,江西籍的最多;从作家队伍素质上看,江西作家中既不乏众体皆备、声名显赫的大家巨擎,也不乏独擅一体、技压群芳的名家高手;从宋明文学的历程看,由首开风气到蔚为大观,由中兴再起到傲然殿后,皆有江西作家之卓著勋绩;从宋明文学诗歌、词章、散文、戏曲四个主要领域看,江西作家都大有可书之笔。唐宋八大家有三家在江西,其中欧阳修列宋代六家之首,被尊为文坛领袖。王安石品高学博,不仅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也是诗文大家。曾巩的散文,公认一流。黄庭坚开创“江西诗派”。杨万里创造诚斋诗体。“宋词四大开祖”,晏殊、晏几道父子居其二。“元诗四大家”中,江西有虞集、范梈、揭傒斯三家。明代汤显祖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提出“情至说”,创作出“临川四梦”,特别是“牡丹亭”,被评价为描写爱情的千古绝唱,代表了中国古典戏剧的最高成就。此外还有千古忠臣文天祥、中国首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总编纂解缙等均是贤才大德。但总的来说,清代以后江西文学的影响不如宋明,江西文学的高峰渐次退潮。

  就思想文化而言,宋元明三朝江西学者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他省少见其比。以宋代而论,欧阳修直承韩愈,著《本论》发道学之端;刘敞经学独步一时。李觏著《周礼致太平论》于先,王安石得君行道于后,“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周敦颐长期在江西为官,晚年寓居九江,其学术流传自庐山濂溪而始。南宋朱熹依时而进,集历代学术思想之大成,形成儒学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朱子理学,成为宋以后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鹅湖之辩,陆九渊与朱熹二分天下,挺立卓越。元代吴澄是一思想大家。而明代江西思想学术之盛,人物之多,更超越宋代。明初吴与弼、胡居仁学术之精,举世公认。而浙中王阳明倡致良知学后,江右王门成为其学术的主流。黄宗羲《明儒学案》里,王门学案,江西独占其九,人数达三十二人,浙中才占其五,江西学术在全国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唐宋以来,江西佛、道之盛,大德大师喷薄而出,开宗立派。江西是禅宗的定型之地。从净土宗慧远大师到青原行思、沩仰宗、曹洞宗和临济下杨歧、黄龙二系的列列龙象大德,可谓精光奇彩,美不胜收。纵观从行思、怀让到五宗鼎立的二百年间禅宗史,可以说禅宗的全部繁荣过程,其根源都离不开江西。作为宗派,洪州宗、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黄龙派、杨歧派,都有祖庭祖塔在江西。特别是禅宗发展史上的两大改革,“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佛教发展的硬件和软件问题,都在江西完成。

  江西是道教的发祥之地。江西道教源远流长,教派叠起,高道辈出,影响很大,在中国道教之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江南占有主导地位。现存道教分为正一派与全真派两大派别。正一派之源即在江西龙虎山,此为世人所公认。从中国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在东汉永元二年到江西龙虎山等地从事创教活动之后,江西有组织的道教开始发端,龙虎山遂成为道教发源地。江西还有伶伦、葛玄、葛洪、净明宗许逊、麻姑寿仙等美丽传说,他们修道炼丹、掷米成珠、救民水火、鸡犬升天的故事长久被人津津乐道。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扶植和利用下,江西道教各门派不断得到发展,特别是唐、宋、元、明时期达到了鼎盛。

  在典章制度和科技务实层面,江西也作出了突出贡献。前者如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举凡田赋、盐铁、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礼乐、名刑、经籍、封建、天文、物异、舆地、四夷等有关定国安邦之事,都一一通考,以备治国之用。后者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为知识技能之便利,是事关“利民用、厚民生”独树一帜的科技史书。

  宋代以后,封建经济持续发展,活字印刷等发明极大推进了文化进步,知识分子的读书量超过唐以前的士大夫,政府也相应调整了文化管理政策。元朝建立了比任何朝代都要辽阔的疆域,加强了与亚、非、欧的交往,促进了文化交流。明朝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后期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些都为文化高峰时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为什么在这一重要时期,江西文化能够独领风骚,创造最高成就?江西文化发展有其历史源流。早在先秦时代,江西文化与全国先进地区的交流与传播已经展开。江西文化虽灿烂于宋明,但肇始于春秋。孔子的弟子澹台灭明当时就来到江西,在今进贤县的栖贤山设坛讲学,一时求学者络绎不绝,人满为患。东汉“下陈蕃之榻”的徐孺子,是豫章高士,名显一时。而东晋陶渊明,则是田园诗祖,他创造了人人心中的生活梦想桃花源,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座奇峰。唐代李白、白居易、王勃等人都对江西文化发展作过巨大贡献。

  江西宋明时代的文化繁荣与这一历史时期江西经济交通的发展相关。当时由南海入中原的通道,即由大余梅岭而直下赣江水道的所谓使节之路,这一交通大动脉贯通后,触发了赣江流域的地气、人气和文气。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进步,江西得以用更快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全国交流,众多的达官显要和文化名流频繁地进出江西,而江西学子们也纷纷走出江西,游学游宦,对促进江西文化发展和江西文人成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江西文化的繁荣,也与江西的风土人情、历史传统、教育环境相关。江西人历来秉持耕读为本、诗书持家。政府设置学田,保障教育经费,“江右书院冠华夏”。教育的兴盛推动了科举的发达,江西进士占全国十分之一,宋代江西曾出现“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一门九进士”的情形,“朝士半江西”。而古代众多的官员恰恰是文学大家的主力。

  朱熹曾经论及江西人、江西文化,归纳为这样几点,第一是“志大”,即志向高远,有建立体系的气魄;第二是“耻于人同”,即江西的文化不喜欢依附他人,勇于建立有创新意义的新说;第三是“坚执”,即敢于坚持自己的学说,不轻易随时风而变,也不因有人批评而动摇;第四是“秀而能文”,就是文采飞扬,富于雄辩,文章出色。朱子所言,对今天江西的文化建设、对江西文化人的追求仍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

  江西在宋明时代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江西文化名流巨擘的优秀成果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江西现代文化的丰富源泉。深入盘点、整理、发掘这些文化资源,深刻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联与互动,从而为振兴当代江西文化寻找支点和依据,为发展江西文化产业提供丰富养料和素材,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符号,是指具有某种特殊内涵或者特殊意义的标识,是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独特文化的具体体现,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比如,一看到,就想到北京;一看到大笨钟,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英国伦敦;看到埃菲尔铁塔,就想到法国巴黎;看到自由女神像,就想到美国纽约;看到红场,那就是俄罗斯莫斯科。那么,作为文化旅游大省的江西,有没有一些文化符号代表了江西形象,享誉全国乃至闻名世界?

  我们以“独特的形象、深厚的底蕴、优美的画面、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基本原则,兼顾红色、绿色、古色文化和儒释道等多种文化类型,选出了最能代表江西形象、体现江西特色、哪怕不作任何文字说明,一望即知是江西的十大文化符号,抛砖引玉,供专家和群众、网友研讨,以使之日臻完善。

  滕王阁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唐太宗李世民之弟李元婴被封于山东滕州,为滕王。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滕王李元婴调任江南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因其思念故地滕州,修筑了著名的“滕王阁”。无数文人墨客在滕王阁留下不朽文章,唐初王勃一篇《滕王阁序》赞颂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磅礴宇内,被称为千古绝唱。现在的滕王阁已经是第29次重建,其主阁端庄大方,气势雄伟,两侧建有“压江”和“挹翠”两亭,从正面看,南北的两亭与主阁组成一个“山”字;从空中俯瞰,滕王阁则有如一只平展两翅、意欲迎波西飞的巨大鲲鹏。站在滕王阁向西望去,滚滚赣江水向北奔腾,红谷滩新区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南昌城昔日荣耀与今日繁华隔江相望,预示江西绿色崛起,再创辉煌。

  殷周之际,就有匡俗兄弟七人结庐于此,故称庐山。她三面环水,北依万里长江,东靠浩渺鄱阳湖,西有庐山西海,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山峦巍峨峻峭,瀑布飞流直下,云海变幻莫测。她是人文圣山,以文化景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李白、白居易、苏轼等文人墨客留下千古名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庐山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五老峰、锦绣谷、望江亭、花径、仙人洞、三叠泉、牯岭镇是庐山的重要观景地,其标志性景点为含鄱口。登临含鄱口,北可望五老峰,东可瞰鄱阳湖,南可眺大汉阳峰,西可观庐山植物园,湖光山色,尽收眼底。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江西红色文化的代表,红色基因浸透在井冈人的血液和山水之中。在这里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领导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由此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之路。这里有八角楼的灯光、朱毛会师地、红军挑粮小道、五指峰、杜鹃山、井冈山博物馆等,其最具标志性的红色景点是黄洋界。1928年,这里发生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以红军的胜利而闻名海内外,在这里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名句,这里还可以看到日出、峰峦、云海、杜鹃等自然景观。

  景德镇是闻名世界的千年瓷都。北宋时,宋真宗以年号“景德”赐名,此后景德镇瓷器之名益著,千年窑火盛烧不衰。景德镇瓷艺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蜚声四海,创作了大量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陶瓷艺术经典作品,其最高代表作“鬼谷子下山元青花大罐”“明成化鸡缸杯”先后创造了当时陶瓷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特别是为元、明、清三代专门烧制宫廷用瓷的御窑,地位特殊,价值唯一,与长城、故宫一样,不仅是江西,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

  江西是儒学的中兴之地,婺源人朱熹、金溪人陆九渊为理学双峰,王阳明在江西长期为官,“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江右书院甲天下”。在一千多年的古代书院历史中,江西一直是全国书院发展的中心地区,并且数度“独领风骚”,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重地,拥有独特的历史地位。白鹿洞书院是江西书院文化的代表,享有“海内第一书院”之誉,被评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理学大师朱熹制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我国大学最早的章程,成为后世书院遵行的准绳和核心价值观。

  早在魏晋时期,江西就成为南方佛学研究和活动的中心,东晋高僧慧远在东林寺结白莲社创立净土宗,佛教中国化进程在江西逐渐完成。唐代“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高僧马祖道一在江西创立“丛林”,解决了佛教发展史上的硬件问题,使和尚住有所居;其弟子怀海在奉新百丈山制订清规戒律,解决了佛教发展中的软件问题,确保了佛教的神秘性、庄严性与崇高性,使其能持续、稳定地发展。江西是禅宗定型之地,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佛教禅宗“五家七宗”,其中“三家五宗”源于江西,并远播海外。百丈寺是江西佛教文化的代表,它是中国佛教禅宗最具代表性古寺庙之一,“天下清规”的发祥地,在中外佛教界享有盛名。

  龙虎山虎踞龙盘,丹山碧水。东汉中叶,正一道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此炼丹,传说“丹成而龙虎现,山因得名。龙虎山是道教四大名山之一,道教正一派发源地。张道陵四代孙张盛,将传教的地区迁至龙虎山,此后张天师后裔世居龙虎山,至今承袭六十三代,历经一千九百多年。天师府位于鹰潭市上清古镇,为历代张天师讲道、居住的府邸,选址极其郑重,其门临泸溪河,背依西华山,左右青山怀抱,府内香樟成林,古木参天,仙乐缥缈,绿树红墙交相辉映,是道教祖庭,与山东孔府并成为“中国两大府第”,有北孔南张之说。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国际最重要的候鸟越冬地之一。鄱阳湖上承赣、抚、信、饶、修五河之水,下接长江。丰水季节浪涌波腾,浩瀚万顷,水天相连;枯水季节水落滩出,野草丰茂,芦苇丛丛;湖畔峰岭绵延,沙山起伏,沃野千里,候鸟翩飞,牛羊倘佯。“鄱湖鸟,知多少,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不见湖边草。”数据显示,鄱阳湖有鸟类33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0余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40多种,全球98%以上的白鹤、80%以上的东方白鹳、70%以上的白枕鹤在此越冬栖息。每年9月至翌年3月,来自全球的60多万只珍稀候鸟飞临江西鄱阳湖,在草洲、滩涂落户安家、养育后代,形成令人叹为观止的“天鹅湖”和“白鹤长城”。

  婺源是中国最美乡村,春来变暖,油菜花开,小桥流水,山花烂漫,间以粉墙黛瓦、翘角飞檐的古建筑群和浓郁的乡风民情,是众多中华游子的梦里老家。秋季到来,婺源篁岭的农民以大地为画板,将支架作画笔,让南瓜、豆角、辣椒、玉米成为作画的素材,使整个山间村落饱经沧桑的徽式民居土砖外墙与晒架上、圆圆晒匾里五彩缤纷丰收果实组合,绘就出世界独一无二的“晒秋”农俗景观、最美的乡村符号。

  客家围屋是我国富有特色的传统建筑形式之一,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方围是赣南围屋区别于其他围屋的一个主要特色,从平面上可分为口字型和国字型,是古代集祠、家、堡于一体,具有鲜明的防卫功能的坚固民居。已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它们点缀于青山绿水间,散落于古老的赣南村落,燕翼围、关西新围、东生围等五百多座围屋见证了北方汉人客居他乡的艰辛和不易,是客家人心中的精神家园。

  江西古代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上独领风骚,对我国古代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以及书院建筑体系的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书院文化是赣文化的典型代表,不断加强对书院文化的保护、研究、利用工作,发掘其当代作用,是促进江西文化强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江西古代书院历史悠久、底蕴厚重,在全国具有明显优势。历代书院在明嘉靖《江西通志》、清康熙《西江志》、民国《江西通志稿》、各地的府志和县志以及书院志、家谱中都有明确记述,为我们今天全面了解和研究古代江西书院保存了丰富的史料。

  中国古代书院起源于隋末唐初,源于读书人个人的书斋。当书斋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场所时,书斋就演变为书院,这种书院就是民间书院。中国官府书院产生于唐代,由朝廷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脱胎而来。从唐玄宗在长安设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开始,唐中央政府用了22年的时间,完成了书院这一全新机构的创设工作,官府的书院逐渐纳入大唐帝国的政体之中。1901年9月,清政府正式下达书院改制上谕;1905年,随着科举制被正式废除,书院改学堂的任务基本完成,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书院结束其历史使命,书院也在改制中获得了新生,中国的文化教育走上了现代教育之路。

  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是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江西地处长江流域的中心地带,在漫长的中国书院发展史中,江西一直是全国书院发展的中心地区,并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重地,拥有独特的历史地位。据考证,唐代全国有据可査的民间书院大约有40所,其中江西7所,居全国第二;五代十国时期全国共有书院13所,其中江西8所,居全国第一;北宋全国共有书院73所,其中江西23所,居全国第一;南宋全国共有书院442所,其中江西147所,居全国第一;明代全国共有书院1962所,其中江西270所,居全国第一;清代全国共有书院4365所,其中江西392所,仅次于广东531所,居全国第二。1988年,季啸风先生率领全国百余名学者对全国古代书院进行普査,发现全国有书院7300余所,其中江西990所,约占全国的1/7,居全国各省之首。根据江西省地方志办编纂的《江西书院》最新统计,江西有书院近2000所,比过去有关学者统计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占全国书院的1/4强。

  江西有几个代表性的书院,一是德安东佳书院,创立于唐昭宗龙纪元年,其藏书、帖号天下第一,是我国最早的书院之一。二是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被誉为“海内第一书院”,并与岳麓书院、睢阳书院、右鼓书院一起并称“天下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因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由中央政府于京城之外设立的国学。后又因南宋理学家朱熹在此讲学声名远播,由朱熹亲自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也称《白鹿洞书院揭示》)更是成为后世书院遵行的准绳。《白鹿洞书院教条》集儒家经典成语,明确提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明“义理”,要求学生按照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去“穷理”“笃行”,同时还指明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三是白鹭洲书院,位于吉安市的赣江江心,与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豫章书院一起并称“江西四大书院”。白鹭洲书院由南宋末年的仕林和文坛领袖江万里创办,延续了800余年的办学历程,人才辈出,曾经培养了民族英雄文天祥,著名诗人刘辰翁、邓光荐等一大批仁人志士。如今的白鹭洲书院是白鹭洲中学所在地,依然书声琅琅。四是象山书院,位于鹰潭贵溪市,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由南宋“心学”开山之祖陆九渊创办。清代学者全祖望评价说:“岳麓、白鹿、丽泽、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五是鹅湖书院,位于铅山县鹅湖山麓,曾经是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南宋淳熙二年,由吕祖谦邀请,朱熹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在此进行一次理学与心学的哲学论辩,史称“鹅湖之会”,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理学与心学的大辩论,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淳熙十五年秋天,陈亮邀朱熹、辛弃疾到鹅湖书院商讨国家统一大计,朱熹因故未到,陈亮与辛弃疾两位爱国之士举行了第二次“鹅湖之会”,他们面对山河破碎的民族灾难,感慨万千,壮怀激烈,盟誓收复国土,以爱国主义思想光耀千秋。鹅湖书院开创的论辩之风遂为后世学者争相仿效,由此形成了书院的争鸣制度。书院为江西培养了无数的英才。由于书院的兴盛,造就了江西科举人才的独特优势。据史料考证,自唐至清,江西考中进士1.05万人,占全国10.67%,其中状元48人、宰相28位,“二十四史”立传者500余人,宋明曾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从现在来看,中国古代书院的辉煌,首先为中国现代教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借鉴,比如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对我们现在的大学章程建设也是一种很好的启迪。其次为江西文化旅游和建筑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江西古代书院留下的许多历史名人足迹、文艺作品、建筑遗存,成为现代旅游的根和魂。不少书院都编纂了志书,如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信江书院等,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变迁,使江西古代书院饱经沧桑, 许多书院已经变成废墟,再也难觅踪迹,特别是散落在乡村的书院大多消失无存。据江西省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统计,全省书院现仅存170多所。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书院保护、研究、利用方面,持之以恒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1.提升了书院文物的保护级别。为有效加强书院文物保护,江西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重视将书院文物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江西有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同文书院、潋江书院等5处书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数居全国第一;仰山书院、信江书院、朗山书院等13处书院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大力做好书院文物维修保护。为切实做好书院文物的保护工作,全省各有关部门积极做好书院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工作。目前,一些书院已编制保护规划或批准规划立项,国家和省里已下达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进行维修保护。

  3.坚持不懈地开展书院文化研究。书院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地,其本身的文化价值不可估量。江西在保护利用书院文物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开展书院研究,初步形成以高校、书院管委会、部分文化研究单位学者和专业工作者专兼职相结合的研究队伍,成立了江西省书院研究会,出版和发表了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在学术界获得很高评价,取得较高学术地位。

  4.努力推动书院文化开发利用。经过维修保护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均已对外开放,在陶冶情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增强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信。

  书院文化是江西的骄傲。如何科学规划保护、开展深度研究、充分开发利用,需要各方高度重视,认线.着眼于构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探索建立书院文化资源保护机制。

  一是制定书院专项保护规划。对现存书院实行政府挂牌保护。凡挂牌保护的书院不得拆迁,不得挪作他用。分批分期分级明确责任,形成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四级保护体系。二是进一步加大书院文物申报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力度,尤其要注意申报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一批,储备一批。三是修缮重建一批著名书院。要将书院的修缮保护纳入文化强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建设、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范围以及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之中,保存较好的书院更要加强保护、修缮、开发、利用,知名度高且有特色的书院要尽可能恢复重建。四是保障资金投入。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投入,加大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修缮工作。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要确定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书院保护修缮,各市、县(区)财政要设立书院保护专项资金,对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要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要求进行有效保护。

  2.着眼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活书院传统文化基因。书院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蕴含着尚德修身、名人讲学、经世致用、尊师爱生等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战略的高度审视书院文化的独特作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提供新鲜血液。

  一是把书院作为校本课程的重要资源。作为江西传统文化的瑰宝,书院文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江西人,对今天的教育发展也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作用。要充分挖掘和传承古代书院文化的民族精神、求实精神和包容精神,建立独具江西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使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二是开展书院文化传习活动。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讲授国学经典课程,使学员能够较为系统地掌握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三是在县级图书馆设立“江西书院讲堂”,由学者和当地的文史专家、文史爱好者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地人文历史,树立爱国爱乡,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念。

  3.着眼于提高书院文化价值认识,构建较为完善的江西书院研究体系。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机构,能教化地方、化民成俗、影响日常生活习俗和社会风气,核心是以德育人理念、经世致用精神、学术创新精神、社会教化精神和书院管理方式。虽然江西已初步形成了书院研究体系,但对书院文化价值研究还不够,缺乏对江西古代书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与江西书院资源大省地位不相称。要构建较为完善的书院研究体系,一是要制定研究规划,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进行实施;二是要加大研究力量的整合,通过设立重点研究项目整合各方力量对书院开展深入的研究;三是要加大书院研究资助力度,省内有关社会科学研究经费要适度向书院研究倾斜,拿出一定比例的经费进行项目招标,争取多出早出髙水平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4.着眼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促进书院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潮流,在经济中增加文化含量,在文化中增加产业要素,既能提升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又能为经济发展增添内在动力和活力。江西的书院文化独具特色,书院建筑更是别具一格,简约朴素、布局自由、讲堂多样,具有官式建筑与民间建筑都难以达到的文化艺术价值,完全可以成为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的特色旅游精品。

  一是要加强顶层设计,注重书院与山水风光的有机融合,相生共长。书院大多建在风景秀丽之地,与自然风光相互映衬,增添了自然风光的书卷气息和回归自然的审美情趣,达到文化与自然风光的完美结合。二是以现有旅游精品线路为依托,精心设计古代书院精品线路,着力开发集观光读书、教学修养、绘画书法、摄影观赏为一体的书院旅游精品,突出书院文化的内涵和独特魅力,打造独一无二的旅游产品。三是提升文物品牌影响力。要向北京、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市学习,积极做好包括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龙江书院、潋江书院、白鹭洲书院在内的文物品牌包装、推介,分门别类制作一批江西书院的记录片、风光片,使江西书院能够走出山里、走出江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打造成独树一帜、独具特色的在国内外都有影响力的江西文物旅游品牌。四是加强书院旅游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力度,提高文物保护、管理、研究、讲解与展示利用水平,通过实施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遗址保护工裎、中国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工程,大力推动全省红、绿、古三色旅游业的发展。

  1.强化敬畏之心。书院文化像其他传统文化一样灿烂无比,但也非常脆弱,尤其是书院建筑是不可再生资源, 需要精心呵护。对书院文化敬畏之心的缺失,容易造成书院文化价值的丢失,严重影响书院文化的传承。

  2.强化观念更新。江西书院开发潜力巨大,要发掘并激活这一丰富资源,最根本是要在思想观念上有所创新,要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各方力量广泛参与的书院文化传承体系。要有文化担当精神,去除浮躁和功利心态,整合部门职能,实现资源开放共享,组织文博、教育、历史、哲学等各界人士与产业界共商书院文化传承、弘扬和服务当代的方式方法与路径。

  3.强化价值取向。书院的保护、研究和利用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把保护、开发与弘扬书院文化、传播先进文化相结合,深入挖掘书院文化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内涵,更好地发挥书院文化对于提高人文素质、彰显地域魅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4.强化人才建设。做好书院文化保护、研究和利用工作,人才是关键。要在大力引进人才的同时,全面提升现有书院保护机构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要通过设立研究项目,吸引、鼓励和支持更多的专家学者开展书院文化研究。要制定有关政策措施,吸引有志于书院文化发展的企业界人士,共同做好书院文化资源的开发工作。

  商帮,是指以乡土亲缘为纽带,拥有会馆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商业集团。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各类商帮迅速崛起,全国活跃着山西商帮、安徽商帮、浙江商帮等十大商帮。江西的商帮,被称为“江右商帮”,以其兴起之早、人数之众、分布之广、操业之多、渗透力之强集辉煌与荣耀于一身,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多年,是中国古代实力最强的商帮之一。

  从发展脉络看,“江右商帮”萌芽于唐,兴起于宋元,定型繁荣于明清,衰弱于清中晚期。早在唐代,“江右商帮”便有了商帮的雏形“纲”。纲是成批运输货物的组织,唐代的商人们走南闯北,抱团打拼,于是就有了茶纲、盐纲、花石纲,还有之后《水浒传》中的智取生辰纲。白居易《琵琶行》中幽怨歌女所吟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证明当时的茶商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支专业的商人队伍,而浮梁在唐代就已是茶叶集散地了,其茶叶生产和上交茶叶税收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除了茶叶外,漕运、瓷业、粮食等商业组织也已经悄然出现。

  宋元时期,江西人口暴增,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口数量和经济贡献都达到了全国的十分之一。商人数量更多、规模更大,江西的商人将经营区域由运河扩展至西南边陲、东南沿海,“江右商帮”走向成熟。元中期,江西行省商税6.2万余锭,仅次于浙江、湖广行省,居全国第三。

  明代至清初,江西迎来了历史发展的又一次高峰,伴随着江西人口的外迁,江西的商人们以地域、行业等分类建立了各类商帮组织,修建以万寿宫为代表的江西会馆,普遍信仰许真君,对外统称“江右商帮”,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江西商人无论从人数、规模,还是活动范围,均超过了前代,辉煌一时。伴随着“江右商帮”的兴盛,江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一批商业城镇蓬勃兴起,瓷器、茶叶、纸张、药材等“江西品牌”产品享誉日盛,成为各地商人争相囤积的奇品。

  “江右商帮”的辉煌,体现在他们走南闯北,将江西影响力扩散至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江右商帮”立足于江西大本营,在数百年中逐步向全国辐射,出现了向西南、东南、东、北几条重要商路,形成了商业辐射网。西线是江右商人较为活跃的主要地区,随着“江西填湖广”人口的迁移,江右商人们近走湖南湖北,远走云贵川,甚至在西藏也都有江右商人的身影。在湖广等地区,有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说法。在人口稀少的云贵川,“江右商帮”不仅带去了商业模式,更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较为明显地促进了西南地区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开发。在东南,江右商人利用赣江水运和大庾岭商道的交通优势,通过珠江、闽江水系,渗透闽粤,甚至漂洋过海到达日本、琉球和东南亚。明代初期,饶州人程复因经商到琉球国,并被琉球国王委以重任,任国相兼左长史。庐陵欧阳修后裔欧阳云台,多年在日经商成为豪富,并在日本修建寺庙、建立会馆。在东线和北线,江右商人纵横于江浙,活跃于京师。清末扬州有八大盐商,江右商就占据了三席,撑起了扬州城的半边天,其中吉安庐陵县人周扶九是扬州最大盐商,资产达5000万两白银,富可敌国,是中华民国初期的中国首富。

  “江右商帮”的辉煌,体现在成就了瓷器、纸张、茶叶等“江西制造”的历史地位。江右商人以本地的土特产品为依托,有的在本地或本省经营,有的远走他省从事商业贸易,在不同的领域都创造了不同的辉煌。不同地方的商人所经营的主要商品也大不一样,于是便有了临清药帮、河口纸帮、吉安布帮、景德镇瓷帮等。铅山河口镇的茶叶经信江、鄱阳湖、长江、汉江等水运,往北一直到达蒙古、俄罗斯,全程5000多公里,被称为万里茶路。在商人们的带动引领下,庐山云雾、遂川狗牯脑、浮梁茶、婺源绿茶及宁红茶等茶叶都获得过国际金奖,直到今天,江西茶叶的品质依旧为世人称道。除茶叶外,铅山县的连四纸也名播天下,据史料记载,铅山县仅石塘镇一地,每年产纸4500多石,其中200多石被官府收购作为奏本纸。景德镇的瓷器闻名海内外,成为“江右商帮”的主要经营货物。樟树中药市场庞大,建昌(南城)以中药饮片炮制而著称,“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建昌不灵”,“樟帮”与“京帮”、“川帮”并称为全国三大药帮,是我国中医药的一支重要力量。永修县雷发达开创“样式雷”,掌管清朝皇室建筑,创造了建筑设计的“烫样”,即建筑设计的模型。故宫三大殿、圆明园、颐和园、避暑山庄等皇家宫殿、苑圃和清东、西陵,均由雷氏家族设计建筑,今天中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代建筑,有五分之一是“样式雷”家族的心血,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浓墨重彩地写上了一笔。

  “江右商帮”的辉煌,带动了一批商业城镇的迅速崛起。在“江右商帮”内部,也因地域关系分了不少商帮,比如南昌帮、抚州帮、吉安帮、丰城帮、饶州帮等本地商帮。随着商人们的足迹,沿着赣江商路和大庾岭商道,明清时期的赣州、九江、袁州、建昌、抚州等地均成了有名的商业都市。一些特色型市镇兴盛崛起,如以瓷业闻名的景德镇、以药材加工和贸易闻名的樟树镇、以纸业贸易闻名的河口镇和因转运贸易繁荣的吴城镇。景德镇、河口镇、樟树镇、吴城镇人口均达到数万人,商业活动遍及全国,在江西工商业地位举足轻重,被称为江西四大名镇,其中樟树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国药都”,景德镇又与广东佛山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镇。全国五大手工业中心中就有两个位于江西,分别是景德镇的制瓷业、铅山的造纸业。德兴、进贤、宜黄等地也分别因为冶金、制笔、夏布织造等商业的繁荣发育成商业城镇。“江右商帮”的兴盛还带动了外省城镇的发展。湖北重镇汉口,几大行业中均有江西商号,尤其是药材业,几乎被江西樟树商人所垄断。“江右商帮”足至湖南,为长沙、湘潭等地带去了繁荣,湘西凤凰古城成为江西商人的聚集地。“江右商帮”还带动了西南地区商业城镇的繁华,“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者侨居之,则不成其地”。“江右商帮”对云贵川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江右商帮”的辉煌,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西文化的繁荣。“江右商帮”热衷于回馈家乡,普遍存在着乐善好施的义举。在一些江右富商的总投资中,社会公益投资占有很大比重。据统计,江右商用于兴私塾、办书院、助科举、救灾赈荒、修桥铺路等社会性投资占其投资总量的70%以上。在江右商的鼎力支持下,教育得以发展,学田得以收租,江西的书院数量和规模居全国之冠,文化大幅进步,在文学、艺术、宗教、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遍布全国的万寿宫,是“江右商帮”辉煌的重要标志。江西商人建立的会馆,一般都称呼其为万寿宫。伴随着“江右商帮”的足迹走向全国,万寿宫也在各地广泛兴建。哪里有江西移民,哪里就有江西商人,哪里有江西商人,哪里就有万寿宫。除了联谊乡情、团结互助、维护利益、协调关系外,万寿宫还具有同乡会、商会的功能。万寿宫内祭祀的许真君及其他神灵,则是江西商人们的精神寄托。据统计,明代江西会馆占北京会馆总数的34%,居各省之首。在南方,江西会馆占湖南地区会馆总数的46%,占云南地区会馆总数的38%,占贵州地区的34%。伴随着“江右商帮”走向国外,万寿宫也修建到了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各国,最多时,达到了1500多座,成为江西的象征。

  那么,“江右商帮”为何能迅速崛起创造历史的辉煌?原因有四,一是经济发展。得益于经济中心的南移和政治中心的东移,自唐朝开始,江南地区经济就有了较快发展,到两宋时期,江西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领先地区,其物产之丰在全国名列前茅。在基本满足本地区需要外,还可以有剩余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供给外地市场。江西经济的发展为“江右商帮”的辉煌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江右商帮”便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营商业,积累资本,形成商帮。二是交通优势。江西“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自古在区位和交通上就占据着重要地位。形成了以鄱阳湖为中心,以赣江、抚河、信江、修河、饶河等河流为脉络,以周边地区陆路交通为辅助,与水路一道,构成江西完整的水陆交通网。尤其是梅岭(大庾岭)古道的修建,打通了运河-长江-赣江-珠江的黄金水上贸易通道。江西与周边来往密切,为商帮的发展提供了极大地交通便利。三是赣人性格。江西商人多系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在从商的过程中,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创业、不避艰险、勤俭持家,极具草根色彩。湖南人说江西商人“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我们可以想象,在连绵阴雨中,年轻的江西小伙背起行囊,撑起雨伞,告别家人,为生计一人独闯天涯。运气好的,年老之时荣归故里;更多的则是惨淡经营漂泊异乡。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江右商帮”遵守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的理念,也为商帮的壮大积累了口碑。他们不卖假货、劣货,不抬高物价、欺行霸市,而且还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提出了“和气生财,公平待客”等一系列道德要求。四是人口流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北人南迁,每一次都有大量人口流入江西。北宋徽宗年间,江西地区人口446万余人,在全国领先。元代初期,江西地区人口占全国的23%。明代初期,在群众自发流动的基础上,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形成了著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大迁徙。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刺激了商业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江右商帮”的发展和繁荣。

  辉煌之下,难掩“江右商帮”的不足,和晋商、徽商相比,江右商总是小打小闹,见好就收,散而不强,知足常乐,缺少商业领军人物。归结原因,一是重诗书而轻商业。江西是文章节义之邦,儒家思想深厚,赣人大都坚守着“耕读为本,诗书持家”的传统价值观,重官轻商,缺乏逐利进取的商业精神。即使自己小有成功,也要订立家规,不准子孙后代经商,必须埋头读书考取功名。二是重小本经营轻创新精神。满足于小本经营,稍有成就便心满意足。不思进取,怯懦内向,怕为人先。谨小慎微,不轻易露富。彼此之间,猜忌内斗,不希望他人做大做强。经营商品品种单一,低水平竞争,缺少自身特色。三是重回馈社会轻资本积累。“江右商帮”资本相当分散,积累严重不足。有了商业利润后,大部分用于投资社会和生活需要,包括建祠修谱,增置田产,办学助读,修路盖房。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极少,影响了江右商的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外敌入侵,加之太平天国战争和交通条件的变化,“江右商帮”逐步走向衰落。

  随着历史的推进,江右商被冠以新称谓“赣商”。新一代赣商埋头苦干,抢抓机遇,涌现出一批杰出代表和优秀企业。比如资源型企业江铜集团、江钨集团、赣南稀土,农业企业正邦集团、双胞胎、煌上煌,医药企业济民可信、江中集团、仁和药业,科技企业晶科能源、泰豪科技,文化旅游企业江西出版集团、江西旅游集团、绿滋肴等等。但与广东、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或者与周边湖北、湖南相比,依然有着较大的差距。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埋头苦干,把握机遇,绿色崛起,再造赣商的新辉煌!

  在古代,家族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江西历史上人文鼎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族兴旺,名门望族多。中纪委网站“中国传统中的家规”总共推荐了一百多个家族,江西独占十分之一强。在这些名门望族中,有一个家族格外引人注目,她曾经创下了聚族3900余口15代不分家的世界奇观,在唐宋时期先后受到7位帝王的旌表,被御赐为“世上无双、天下第一”,创建了比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还早600余年的乌托邦社会。这个家族就是世居庐山南麓鄱阳湖畔九江市德安县的义门陈家族。

  义门陈氏,亦称为江右陈氏、江州陈氏,源于南北朝时期的陈朝,创立于唐朝开元年间,兴盛于北宋时期。今天全球各地陈姓总人口在9000万左右,据说义门陈后人约有千万之众,于是有一种说法叫“天下陈氏出义门”。数字和说法虽然有些夸大,但足见义门陈在陈氏家族的地位和分量。唐开元年间,陈朝宜都王陈叔明(陈后主的弟弟)第11世孙陈阔(字伯宣)举家迁居江州齐集里,合族同居上百年。陈阔的孙子陈旺于公元832年因官置产于德安县长乐里永清村,成为江州义门陈的肇基始祖。陈旺至四代孙陈兰,每代只一丁相传,至第五代陈青始生六子,世代农耕,人丁开始兴旺,江州陈氏成为当地望族。唐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唐僖宗李儇御笔亲题“义门陈氏”四字,义门陈由此而来。

  千人聚族为世上家族之无双。陈旺在德安县长乐里开基以后,义门陈氏人才辈出,日益昌盛。繁衍至唐僖宗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全家达320余口;到南唐保大十年间(公元947年-957年),义门老幼700余口,十世同居;北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义门人口增至千余;北宋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义门人口增至3900余口,人口达到顶峰,创造了历15代、330余年聚族而居、同炊共食、和谐共处不分家的世界家族史奇观。

  忠义家风成天下家族之楷模。义门陈以忠孝节义为本,耕读传家,敬睦家邻,家风懿范,厚古照今。宋嘉佑六年,江南数月无雨,旱情严重,灾民遍野,饿殍盈苍。宋仁宗只身下江南视察灾情,走进“江州义门陈”,见这里生产生活如常,仁宗便讨教一翁。翁说,义门陈人口众多,上下和睦,孝义治家,老少齐心。面对大旱之年,整个家族齐心协力,挖渠引水,乃避此旱,故生活如常。仁宗感言:江州义门,怡然相存,真乃义之所至也。义门陈的狗也被驯养的懂规矩,传说义门家族养了100条狗,所有狗都在同一处食槽进食,“一犬不至,百犬不食”。具有忠义家风的义门陈在唐宋时期先后受到7位帝王的旌表(有历史记载的题赠达到29次),可称中国古今之最。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年),南唐主李昪诏立“义门”,立乌头门,石柱高二丈余,左镌“门”,右镌“义”,免徭役、除杂科,“义门”既立,彰显四方,为一国之楷模。宋太宗赵匡义敕联一幅“聚族三千口天下第一,同居五百年世上无双”,赐“至公无私”匾一块,先后题赐“真良家”“义居人”,并下昭将“义门家法”收藏于国史馆。天禧四年(公元1011年),宋真宗赵恒亲题“旌表义门陈氏”。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宋仁宗赵祯题赠“萃族三千九百余口天下第一,合爨五百八十多年世上无双。”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在义门陈氏忠义孝悌的感召下,江南人家平纠纷,净争讼,知礼仪,忠国家,呈现一派耕读升平的景象。

  家法书院开天下家族之先河。唐大顺初年(公元890年),义门族人渐多,第三代族长陈崇撰写《义门家法33条》垂示子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早的完整家法家规。这套以儒家规范为基础的家法,字里行间体现了忠、恕、孝、悌的思想,在维系陈氏义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解决子孙读书问题,早在家族经济还不富裕的情况下,义门曾先后创办了“书屋”和“书堂”两级学校。初级的叫书屋(相当于小学和初中),高级的叫东佳书院(相当于高中和大学),“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东佳书院是我国最早的私家招徒授业书院之一。书院有数千卷图书,“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还有20顷良田的收入作为教学经费,所藏书帖,“号称天下第一”。书院的建立保证了义门人才的不断输出,至公元1063年,义门陈氏一家历代为官人数约400人,历受封赠42人,历代累计中举120余人,其中官至宰相2人、在京高官30人。当时的义门村,“接官厅内尽是进士、博士、大学士;迎宾路上又来侍郎、礼郎、尚书郎”。

  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义门族人聚族合炊,吃“大锅饭”,办“大食堂”,“大集体”劳动,财产共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创造了现实版的桃花源,比西欧乌托邦理想主义社会还要早600多年。

  从政治上看,义门陈实行任人唯贤的民主选举制度。义门陈对家族管理者的选拔只论才干,选贤任能,而不是论辈分、年龄和经济实力。自陈崇始,义门历任家长都是经民主推选的。

  从生产上看,义门陈实行公有制,家产共有、家无私财、共同劳动。他们废除了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土地归家族所共有,家族与田庄分层经营,“男性田野耕种,女性养蚕织布”,以整个家族为单位,对全家庭的劳动力进行统一调度和安排。

  从分配上看,义门族人平均分配,人无贵贱,诸事平等。在吃饭时,以鼓声为召集信号,成年男女分开坐,未成年人另坐一边,秩序井然。在住宿方面,族人住的房子都是由每个庄统一建造的,没有差别。穿的衣服方面,春季、夏季和秋冬季分别统一发一样的衣服,就连公共劳动的时候都一样,“堂前架上衣无主”,每年冬至、岁节、清明三时,都发鞋子一双。

  从保障上看,义门陈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年老体弱者,家族都有一些照顾,比如对于老而有病的,每月给油一斤和适量的茶盐;对于从事艰苦劳动的男子,给一些好酒犒劳;对于妇女会有些脂粉、针花等物。义门陈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有一套保障体系。家族安排两个人学医,族人生病就找他们看,病人不花钱,买药的钱由家族统一出。家族建有专门的敬老院“寿安堂”,同时还建有“太学院”专供在外为官者告老还乡后颐养天年。建立了幼儿园“百婴堂”,婴儿生下以后,由家族统一管护。

  从建筑看,义门陈建有自备生产、生活用品的各种设施,俨然一个等级森严、分工有序的小型国家。义门陈建筑具有和国家机制相对应的各种功能,除了族人住宅之外,还有大量公益性、公用性建筑。比如,有家族议事聚会场所百柱堂、大公堂;有家族会餐场所馈食堂;有专供吃住招待场所廨宇(相当于今天的招待所);有休闲游乐的花园兰宫、秋千院、大戏院、嬉戏亭;有贮存粮食的义仓;有执行家法的刑杖所;有医院医俗院、幼儿园百婴堂、敬老院寿安堂、酿酒厂酒坊、中小学陈氏书屋、大学东佳书院等。此外,还有御书楼、旺公祠、祖训堂、德星堂、接官厅及田庄、园林等建筑共计三百多处。

  从婚姻制度看,义门陈实行了一夫一妻制。义门陈家法中明确规定:“男皆只一室,不得置外妾,男年十八岁,则与占勘新妇,女则侯他家求问”。男婚女嫁由家族操办,财产统一管理。在一夫多妻制盛行的封建社会,义门陈家族实行“一夫一妻”的制度,十分难得。义门陈实行的一夫一妻制也有其局限性,年轻人的婚姻都是家族一手包办,没有自主选择权力,更谈不上爱情了。

  由此可见,义门陈实行了比较公正的平均主义,比我们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锅饭还要早一千年。但这种平均主义是低水平的较为原始的“”,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很难持续。

  到公元1063年,义门陈家族已在江州定居三百余年,人口达到3900多口,田产300多处,达到了发展的巅峰时期,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裂痕。一是家族经济困难。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义门陈“大集体”“大锅饭”的生产分配方式越来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粮食产量已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口。到了宋淳化年间(公元990-994年),义门陈连吃饭都成问题了,遇到风调雨顺的年份还能维持温饱,遇到自然灾害整个家族都在饿肚子,只能靠官府接济度日。二是小社会的不稳定。义门陈家族重视农耕和读书,但对商品经济嗤之以鼻,严重制约了家族经济的协调发展。有些子孙晚辈越来越不服从管理,从不给家长报告,还擅自典卖田产。三是家族的庞大引来统治者的警惕。义门陈家族不断扩张,在江西周边的湖北、安徽都设置了田庄,发展了陈氏家族。由于担心日益壮大的义门陈会影响社会稳定,文彦博、包拯等大臣纷纷上书建议分析义门陈。公元1062年(北宋嘉祐七年),宋仁宗以“义门陈孝义传家,分析各地教化天下”的理由,将义门陈分析至全国各地。

  根据宋仁宗的御赐编号,义门陈家族财产列为291份,人口分流至江西、河南、浙江、湖北、广西、江苏、广东、福建、山东、上海、天津等16个省125个县市。随后,江州义门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家族大迁徙。因为这些陈姓都从江州义门析出,因而各家门口都挂有义门世家的匾额,各地又有“天下陈氏出江州”之说。即使分析各地,义门陈的家风依然影响着后人不断前进,建功立业。据查,中国的著名人物陈独秀、陈毅、陈云、陈赓等,都是江州义门陈氏分析到各地支派的后代。“陈门五杰”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也是义门陈分支的后裔。

  “义门陈”是赣鄱文化的独特品牌,她那忠孝仁义的家风对于当今社会文明建设有借鉴意义,她那乌托邦式的田园生活是人们向往的理想境界。义门陈又是江西旅游的后备力量,她位于赣北庐山庐山西海山水武宁旅游黄金线路的中间点,一旦成功开发将带来大量的人流资金流,数千万义门陈后裔就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客源市场。然而,今天我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对义门陈的研究成果不多、对义门文化的开发利用程度不高。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将义门陈的研究开发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主动引导作为,突破家族界限,整合各方力量,让义门陈这一“世上无双、天下第一”的家族文化再次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样式雷”是对清代260余年间主持皇家建筑雷姓世家的誉称。他们是从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梅棠镇新庄村走出的建筑家族。

  雷发达是公认的“样式雷”家族的创始人,从小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他具有家学渊源,祖父、父亲均是当地有名的木工。清廷初立时,因农民起义,皇宫尽毁,向全国征集工匠。雷发达因艺征召。他奇思妙想,技艺超群。

  为将建筑构思送皇上御览,创造了立体模型,因需要熨烫,被称为“烫样”,烫样里面的构件可随时调换。他谦和待人,善于合作,得到了工部长官的信任和工友们的爱戴,被任命为工部营造所长班。

  长子雷金玉,在系列皇宫建筑中做出突出贡献。重修太和殿即将完工的关键时刻,一切准备就绪,当大梁升到应有高度时,榫卯却悬而不合。雷金玉自告奋勇,借梯攀爬上去,啪啪啪三斧头庆典大功告成,康熙帝现场亲睹,召见奏对,钦赐内务府总理钦工处掌案,赏七品官。

  雷声澂是雷金玉幼子,父亲逝世时出生仅3月。其母抱着幼子在工部哭诉,为雷家争得孩子成年后重掌样式房资格。可怜寡母不知其名,却为“样式雷”传承做出了特别贡献。

  第5代“样式雷”雷景修父亡时仅22岁。他谨遵父言,将“样式房”掌案职位交其父同事。自己甘居其下,兢兢业业奋斗24年,凭借精湛的技艺,再任“样式房”掌案,这种不靠继承靠自我奋斗的精神,为今天的青年人做出了榜样。

  第7代“样式雷”雷廷昌,因主持重建天坛祈年殿等重大工程,被赐为二品。雷氏家族荣耀达到了顶峰。

  雷献彩,第八代“样式雷”,参与主持过颐和园等工程。因清朝式微,无力投建大工程。他连娶两房,无出一子。在失业和断子的忧愁中,郁郁而终,样式雷家族没落。

  “样式雷”家族倾注毕生智慧和汗水,创造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家族之最,为中华民族建筑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确可称之为“永修八代样式雷,中国半部古建史”。

  “样式雷”的作品非常多,包括紫禁城(故宫)、中南海、北海、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颐和园、万春园、畅春园,天坛、清东陵、西陵、景山等,几乎包括了清朝所有的皇家宫殿、园林,坛庙、陵寝,还有京城大量的衙署、王府、私宅及御道、河堤。其中北京紫禁城,故宫天坛,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西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共有31项世界文化遗产,“样式雷”占到了约五分之一,可以说无人能比。紫禁城是皇帝生活和工作的场所,金碧辉煌,庄严绚丽,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

  天坛是帝王祭祀皇天、祈五谷丰登之所,集古代哲学、历史、数学、力学、美学、生态学于一炉,是古代建筑经典的代表作。

  颐和园是清代皇家行宫御苑,是目前保持最完整的“皇家园林博物馆”,是中国山水园林设计中无可替代的杰作。

  承德避暑山庄是清王朝夏天的行宫,占地584公顷,建设时间90年,皇家与周围的湖泊、牧场、森林和庙宇巧妙的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皇家建筑群。

  清东陵、西陵分别在河北省遵化市和易县境内。这里山川秀美、气候温润、日照充足、森林覆盖高,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帝后陵寝完美的融为一体。它是中国规模最大、埋藏帝后子嗣最多、功能最完备、最符合中国风水观的皇帝陵。整个东、西陵气势磅礴,雄伟壮观,是中国陵寝古建筑中的精美之作。

  2007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样式雷图档正式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它是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延续。样式雷图档是指雷氏家族制作的建筑图样、烫样、工程做法及相关文献。

  “样式雷”最为辉煌的贡献是设计建筑了“万园之园”圆明园。它集中体现了康乾盛世皇帝的伟大梦想,不仅汇集了江南的名园胜景,还创造性地移植了西方最美的园林建筑。既收藏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等稀世文物,又栽种了大量罕见的奇花异木,集古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创造了中华民族建筑艺术之最,完全可称为无与伦比,举世无双。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侵入圆明园,抢掠之后用大火焚毁,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样式雷”之所以能为中华民族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有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世代不坠的“诚德家风”。

  在调研江西建筑文化时,我来到永修县新庄村“样式雷”的祖屋前,陷入静静的沉思,今天有成千上万的地产商,为什么难以出现能纵横建筑业百年的“样式雷”式建筑家族?为什么难以出现能打造出系列世界文化遗产的“样式雷”式建筑巨匠?为什么难以出现更多的能发明活动“烫样”的创新型建筑人才?

  我们期待:“样式雷”精神能够发扬光大,建筑业能够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人民群众能住上高水平住宅,中国现代建筑百年后能评上更多的世界文化遗产。(注:本文参阅了陈前金先生等的研究成果)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因发现海昏侯刘贺墓而闻名于世。刘贺是我国历史唯一一个曾担任过皇帝、王、侯和平民的人,其生平跌宕起伏,从19岁登上人生的高峰到客死异乡,故事精彩绝伦。其墓中出土的黄金超过建国以来全国考古发现的总和,木椟和竹简将改写历史。海昏侯墓是目前中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等级墓葬,自2011年抢救发掘以来,在国内掀起了持续不断的海昏侯宣传热、研究热与保护热,并于2015年高票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为切实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海昏侯文化遗产,2017年12月,国家文物局决定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遗址公园规划面积总计12.46平方公里,分为墓葬展示区、紫金城展示区、考古预留区、待定区、入口功能区、历史体验生态休闲区等六大功能区,采用“一心、一馆、三片、多点”的展示利用结构。一心:游客展示服务中心;一馆:遗址博物馆;三片:城址展示区、墓葬展示区、历史体验生态休闲区;“多点”:构成各展示片区的独立遗址展示点。

  三年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各项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成效明显。一是基础建设初具成型。遗址博物馆、游客展示服务中心及配套设施项目已完成主体土建工程正在抓紧室内装修,海昏大道实现通车,刘贺墓园保护展示一期工程全面完工等。二是文物保护成效明显。在加强遗址公园安防措施的基础上,对墎墩2号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及文物修复保护,完成了紫金城城址西城门遗址的地形图测绘、考古勘探和遗址公园一期游步道考古勘探等工作。三是品牌宣传持续深化。继续开展出土成果展,累计接待参观总人数达200万余人次;完成各类海昏侯文创产品设计创意400余款,设计定型200余款;拍摄制作“守护文化遗产”宣传片和遗址公园形象宣传片《千年侯国大美海昏》,大力宣传普及海昏文化。四是机构队伍不断健全。遗址管理局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初步形成了一局一馆两公司的管理架构,运营管理团队基本形成;组建了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南昌海昏文化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选定了遗址公园安保、保洁等物业服务公司等。五是遗址保护纳入立法。省政府已制定出台《江西省南昌市汉代海昏侯国遗址保护办法》,2021年2月1日起实施。申报国家4A级旅游景区等前期工作也正在启动实施中。但需清醒看到,当前海昏侯国遗址公园仍处于起步阶段,遗址考古发掘、文物研究修复、海昏品牌创建、配套设施建设等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要求相比,存在较多不足,亟待加快改进完善。

  汉代海昏侯国遗址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凸显了江西的文化底蕴,也是改变江西的旅游格局,打造江西文化“新名片”的着力点和建设南昌国际大都市的“引爆点”,中央以及省委、省政府对遗址的保护、开发等工作非常重视。我们要倍加珍惜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契机,坚持高起点谋划、新思路加快推进,切实把遗址公园建设成一个集遗址保护、旅游观光、文化体验和生态休闲为一体的世界级大遗址公园旅游目的地。

  要用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瞄准国际水平,高标定位、精准定位。遵循“考古要先行、建设是基础、保护是主责、研究是核心”的原则,坚持“四个一流”:一流的考古水平,一流的文物保护水平,一流的展示水平、一流的旅游水平;注重“四个结合”:遗址公园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与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相结合、与城乡基本建设相结合、与环境改善相结合;实现“三个目标”:创建全国旅游5A级景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世界文化遗产。

  当前,伴随“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转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让文化遗产“活”起来,需要创新理念,推动从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到主动的规划性保护,从“打补丁式”的局部保护到着眼于遗址规模和格局的全面保护,从单纯的本体保护到涵盖遗址环境的综合性保护,从“画地为牢式”的封闭保护到引领参观的开放式保护,从专一的文物保护工程到推动城市发展、改善民生的文化工程。把丰厚的海昏后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谐共融、互利双赢,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文物保护利用,关注度高、涉及面广、工作难度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各方智慧,借力发力、群策群力。在考古和学术研究上,加强与省内外相关科研院所合作,积极邀请国内外著名文物保护专家、汉代文化研究专家讲学指导,深入研究,充分挖掘海昏侯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建设运作上,学习借鉴西安、成都等地大遗址建设、运营管理的成功经验,借助专业化的、成熟的文化资本运营团队,依靠政府强大的政策支持,以及文物管理部门的专业指导,加快推进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和“汉代小镇”等建设。

  文物安全,应确保万无一失。如果把这些文物搞没了,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子孙万代。遗址管理局和遗址博物馆要时刻绷紧安保的弦,严格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做到力量不减、标准不降、无缝对接,全面负起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学术研究、遗址建设等各项工作的责任。要加强源头管控,强化末端守护,进一步完善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现代化综合防范体系,确保不留死角、不存盲区。加强制度建设,尽快研究制定保护管理办法和条例,为遗址保护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海昏侯能否保持长久的、持续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关键在于能否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深化认识其蕴含的丰富多元价值。换言之,围绕海昏侯展开的学术研究,是唱响“海昏”品牌、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基础。要加强与省内外一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的科研合作,发挥集体智慧,深化遗址的内涵与外延课题研究,整体提升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保护科技和研究水平,在讲清楚海昏侯墓及其出土文物的特殊性、独特性上下功夫;积极邀请国内外著名文物保护专家、申遗专家、汉代文化研究专家开展实地调研,开设专题论坛、培训讲座等,紧紧抓住汉文化进行研究,做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各项基础工作;发挥好“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建设专家委员会”作用,为遗址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智力支持。

  从正式发掘至今,海内外媒体的跟踪报道,已经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海昏热”。如何摆脱“一时的热闹”,在常态化下讲好“海昏”故事,是亟须解决的问题。要及时宣传考古发掘最新进展、最新发现、最新成果,做到宣传力度不减、热度不降;丰富宣传载体,通过拍摄宣传片、开展文物巡展和创作相关书籍、影视、动漫、手游作品等方式,找准兴奋点,不断扩大、提升海昏侯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普及文物知识,在全社会形成“文化遗产人人保护、保护成果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

  不论是文物保护利用,还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都离不开体制、机制、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保障支撑。树立大局观,进一步理顺工作职能,优化工作机制,省市区政府要分级负责,落实遗址保护建设经费,加快遗址公园主体建设进程,统筹推进周边基础、文化、旅游设施建设以及环境整治等相关工作;省文化和旅游厅要加强业务工作的指导,加快推进遗址勘探考古发掘和5A级景区创建;遗址管理局要继续充分利用省属市管模式这一有利平台,加强内部凝聚力,吸引省内外一流考古发掘和文化研究的专业人员。同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组建一支专门的考古发掘队伍和一流的讲解员队伍,真正把发掘、保护、利用、展示、研究、旅游工作有机结合,把出成果、出人才、出效益融为一体。

  海昏侯文化遗产是南昌的,也是江西的,更是中国的乃至世界的。“北有兵马俑、南有海昏侯”,这是既定工作目标,也是既定工作任务,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为创建世界级的大遗址旅游目的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梅花三弄》是中国著名的古琴曲,历经沧桑,流传至今,深受琴家和大众的喜爱,在传承中国古典文化和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鲜为人知的是,《梅花三弄》与江西有着极深的渊源,其起源、传承等都与江西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江西历史文化资源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关于《梅花三弄》的起源,历史上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该曲源于东晋桓伊所作笛曲。桓伊是江西在东晋时期的一位历史文化名人。桓伊初为官,正值前秦苻坚势力强盛之时,东晋北方边境堪忧。桓伊先是被任命为淮南太守,治理有方而进督豫州十二郡、扬州江西五郡军事,因征战有功,又进都督豫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豫州刺史。公元383年,苻坚调集90万大军,分三路南下,意图一举荡平东晋,统一南北。桓伊与谢玄、谢琰以弱胜强,破坚于淝水,奠定了东晋偏安局面。桓伊以此功封永修县侯,进号右军将军。后迁任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军事,官居江州刺史之职。桓伊在江州刺史任上,宽免税赋,体恤民情,深得百姓的爱戴和拥护。最后,桓伊病卒于江州刺史任上,并被追封右将军加散骑常侍,谥号“烈”,葬在了现在的南昌市青云谱区石马村。

  桓伊才兼文武,精通音乐,虽有赫赫战功和很高的爵位,但始终豁达随和,谦虚不骄。据南朝宋时期的《世说新语》记载,桓伊与王子猷(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东晋名士,生性卓荦不羁)一次偶遇,王子猷命人对桓伊说:“听说你善吹笛,请为我吹奏一曲。”当时的桓伊已是位居显贵,但他还是下车出笛,“为作三调”,吹奏完毕即上车离去。尽管这次偶遇,二人自始至终未曾直接交谈一言,但同为风流名士,二人惺惺相惜,造就了一段历史佳话,也由此诞生了千古名曲《梅花三弄》。随后的诸多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对此也多有记载和引用。如隋末虞世南的《北堂书钞》辑录“为作三弄”,晚唐李郢在《赠羽林将军》中写道:“唯有桓伊江上笛,卧吹三弄送残阳”,等等。再后来,有琴家在笛曲的基础上,将《梅花三弄》改编和翻奏成了琴曲。

  宋元年间,由于文人对古琴高雅情趣和梅花傲雪凌霜高贵形象的推崇,琴曲《梅花三弄》得以不断流行和推扬。然而,即便如此,现存的宋元典籍中只能看到文人对该琴曲的颂赞,却无琴谱的详细记载。直至明代,又是一位江西历史文化名人,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记载了《梅花三弄》谱本,使其能够传承至今。

  这位江西历史文化名人就是朱权。朱权,自号臞仙,史称宁献王,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第十七子。明建文元年(1399),受燕王朱棣胁迫,参与“靖难”之役。明成祖即位后,朱权请封苏州、杭州皆不准。永乐元年(1403),在其25岁之时,被改封南昌,尽夺兵权,并限制行动。初到南昌,朱权年轻气盛,对自己的待遇颇为不满,后屡遭朝廷斥责,就不问世事,韬光养晦,终日鼓琴读书研茶,与文人墨客相往还,直至70岁终老于南昌。

  朱权好学博古,读书无所不窥,旁通释老,尤精音律,工戏曲。他历时12年从“琴谱数家所裁者千有馀曲”中,精选了64首曲子编为《神奇秘谱》,《梅花三弄》便是其中之一。《神奇秘谱》体现了古琴发展至明初时的成就,保存了远古之曲的真实面貌,是琴曲《梅花三弄》存见最早的谱本。朱权在对《梅花三弄》的解题中提到:“桓伊出笛作梅花三弄之调,后人以琴为三弄焉”,再次肯定了《梅花三弄》来源于桓伊的笛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朱权整理并保存了琴曲《梅花三弄》,江西之域在《梅花三弄》流传至今上,又一次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窥一斑而知全豹。江西与《梅花三弄》起源和传承的密切关系,实际上也透射出了江西在中国古代音乐和戏曲上的重要地位。江西还有与《梅花三弄》同样著名的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又名《浔阳琵琶》、《浔阳月夜》,是依据白居易的诗作《琵琶行》发展而来,描写了江西九江江上和风轻拂、微波荡漾的美丽夜色,显露出隐约朦胧的意境。自古以来,江西音乐发达,英才辈出,从神话传说中居住在南昌近郊洪崖丹井的黄帝音乐大臣、中国音律鼻祖伶伦,到唐代永新县的大唐歌妃许合子,多独领风骚。宋以后,江西更是成为全国音乐发展中心,姜夔、周德清、燕公楠、朱权、魏良辅等人的音乐理论被音乐家们视为“圣典”。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中国国音之鼻祖”,成为当代推广普通话的基础。姜夔发现并整理了唐玄宗的《霓裳羽衣曲》。在戏曲方面,明初形成的弋阳腔是南戏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剧种,为高腔的源头,在外省演变成京剧、川剧等40多种地方戏的重要元素。还有抚州的宜黄腔、九江的青阳腔等都曾产生很大的影响,至今仍在传唱。明代汤显祖开创临川派,其“临川四梦”代表了中国古典戏剧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清代蒋士铨可称乾隆间第一曲家。还有江西因盛产茶叶在清中期逐渐形成的采茶戏,乡土气息浓郁。

  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有的已经得到重视,作了诸多研究,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有的却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仍然蒙着历史的尘埃。就如《梅花三弄》,还需要我们深入地挖掘,通过研讨会、影视拍摄,以及相关纪念活动等途径和手段去宣传和弘扬。这一方面是寄托我们对江西先贤缅怀之情,另一方面也是继承我们的传统血脉,并为当代文化、旅游及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江西是个好地方,这里不仅名山大川遍布,历史古迹众多,而且还是著名的革命老区、红色沃土。在中国的领导下,江西儿女为了革命的胜利赴汤蹈火、前赴后继,有名有姓的烈士近26万人,约占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无名烈士更是不计其数;安源工人运动、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江西;、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江西留下光辉足迹,江西也是开国将军最多的省份。

  江西,这片土地上承载着太多的红色记忆,山水中凝结着太深的革命传奇,可谓县县有红色故事,市市有红色景区,全省犹如一个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在江西众多红色旅游资源中,最佳代表当属“四大摇篮(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人民军队的摇篮南昌、共和国的摇篮-瑞金、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安源),四处胜地(伟人化险地铜鼓、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改革开放策源地小平小道、耀邦陵园地共青城富华山),一营上饶集中营,一人方志敏”等十大红色文旅基因库。

  井冈山,地处江西省西南部、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古有“郴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之腹”之称。井冈山山势雄伟、地形复杂,处于统治的薄弱环节,为中国人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天然屏障。1927年10月,率领经“三湾改编”后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宁冈,团结和改造当地袁文才、王佐农民武装,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始创建中国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时期,以、朱德为代表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先后打破了敌军的多次“进剿”和“围剿”,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等大捷,有效地保存并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胜利道路,留下《西江月井冈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名诗文,锤炼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即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朱德称赞井冈山为“天下第一山”,彭真称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董必武称她为“革命山”“旅游山”“文化山”。习总书记在视察井冈山时指出,“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

  井冈山风景名胜区以革命人文景观为主体,现有11处景区、76个景点、460多个景物景观。其中,最著名的有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红四军军部旧址、黄洋界红军哨口遗址、八角楼、龙江书院、井冈山会师纪念碑、三湾改编旧址和旧居等。

  南昌,意为“南方昌盛之地”,又名豫章、洪城,江西省会,地处江西省中北部,始建于西汉,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滕王阁屹立在南昌赣江之畔,唐初诗人王勃在此留下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南昌,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亦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在南昌领导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国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中,有7位元帅、4位大将直接或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是中国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开始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标志,南昌也因此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被誉为“英雄城”。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在南昌成立。在此前后,中国成功地组织南方八省14个地区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为新四军,南昌也成为新四军的主要诞生地。

  在长期的革命和斗争中,南昌见证了无数革命先辈追求真理的奋斗历程,留下了许多重要的革命文物和革命旧址。南昌著名红色旅游景点是“八一起义”旧址和新四军军部旧址,包括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贺龙指挥部旧址、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叶挺指挥部旧址、朱德旧居、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等。此外,为了纪念南昌起义,南昌还有许多以“八一”命名的景点,如八一广场、八一起义纪念塔、八一公园等。

  瑞金,地处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西麓,与江西兴国、于都、会昌和福建长汀等地相邻。瑞金,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区,是中华苏维埃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地,被誉为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初始发祥地。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中国人进行了长达三年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共和国从这里走来,“毛主席”的称谓从这里起始,“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故事从这里诞生。

  1929年1月,、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大会选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国民经济、粮食、审计、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国家政治保卫局、临时最高法院14个工作部门,并将瑞金改为“瑞京”,定为首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标志着土地革命中产生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首次以国家形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也为建立新中国进行了伟大预演。

  瑞金现有红色景区景点180多处,如红军广场、“一苏大会”会址、沙洲坝革命旧址群、红井、中华苏维埃纪念园等。自1995年新华通讯社第一个在瑞金“寻根问祖”、修复革命旧址以来,目前已有50多家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来瑞金重续“红色家谱”,建立了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安源,地处江西省西部的萍乡市。萍乡市位于湘赣边界,有“吴楚咽喉”之称,是近代工业最早崛起地之一,以产煤为主。安源煤矿是当时江南第一大煤矿,是当时全国最大工业公司--汉治萍公司的主要厂矿之一。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榨剥削,在中国成立前,安源路矿工人曾自发地进行了七次较大规模斗争,但均以失败告终。

  1921年秋至1930年,先后9次来到安源组织工人运动和开展武装斗争。1922年9月,在、、李立三的组织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大罢工历时5天,由于准备充分、行动统一,并且注意斗争策略,以至秩序极好、组织极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是中国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开创了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绝无而仅有”的成功范例。安源工人运动是中国早期领导工人运动的光辉典范,安源也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无产阶级的大本营”。在这里,中国人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最早的具有武装性质的工人纠察队,创办了最早的经济组织--工人消费合作社,并发行了领导下的最早股票和货币。

  安源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后来中国领导武装斗争积累了重要力量。1927年9月,、卢德铭等中国人在安源、铜鼓、修水等策划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留下了许多革命红色遗迹。目前,安源的红色教育基地主要有: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秋收起义广场、总平巷、萍浏醴起义旧址等。

  铜鼓,地处江西省西北边陲,因城东有一巨石色如铜,形似鼓,击之有。